BookMark210011: 《柏拉图全集》
- 亨利·斯特方、让·德·塞尔和《柏拉图全集》
在近代欧洲活字印刷术发明以前，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著作完全依靠人工抄写才得以世代流传下来。柏拉图的著作当然也不例外。已知现存包含全部或部分柏拉图著作的抄本达260多件（在古希腊语作品中仅次于《圣经新约》和亚里士多德抄本数量），其中最古老的要数现收藏于英国牛津Bodleian图书馆的编号为MS. E. D. Clarke 39的抄本，写于公元895年。15世纪中叶，美茵茨（Mainz）人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约1400-1468）发明印刷术，经过此后约一百年时间，至16世纪中叶，印刷本就已经完全取代抄本，成为书籍流通的主要媒介。尽管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仍然有极个别藏书家或图书馆聘请抄工制作抄本（有时甚至反其道而行以某个著名印刷本为底本抄写），印刷本的统治地位已然无法撼动。
在柏拉图著作的所有印刷本中，由法国人文主义者和出版家亨利·斯特方（Henricus Stephanus，1531-1598）[ 斯特方的法文名叫亨利·艾蒂安（Henri Estienne），Estienne对应的希腊语即为Stephanus，意思是“用作头饰的花冠或花环”。他的祖父也叫亨利·艾蒂安，为了区别，分别称“亨利·艾蒂安第一”和“亨利·艾蒂安第二”。本文凡提及“亨利·艾蒂安第二”一律采用他的希腊化姓名“斯特方”。]于1578年出版的三卷本希腊-拉丁双语对照《柏拉图全集》影响巨大，其中的希腊文部分直到1900年才为John Burnet的希腊文标准校勘本取代。Burnet沿用斯特方本的页码和行数，遂使“斯特方页码”成为此后学界引用柏拉图著作的通行标准页码。
一
柏拉图著作的首个近代印刷本并不是斯特方编的全集本，而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柏拉图主义哲学家费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的拉丁语全译本。费奇诺的翻译工作始于1463年，1468年左右完成，随后经过修订先以抄本形式小范围流传，于1484年采用从德国传入不久的印刷术在费奇诺的家乡佛罗伦萨印刷出版。直到19世纪初，费奇诺译本多次单独重印（全本或选本），或与希腊原文合刊，成为一部在近代思想史和柏拉图哲学传播史上影响极为广泛的柏拉图著作集[ 学术界目前对费奇诺的译本及其翻译原则缺少系统全面的研究，不过我们大致可以了解，他不采用类似Moerbeke的威廉在中世纪翻译亚里士多德作品时所使用的逐字对应的“硬译法”，而是引进用两个近义词翻译一个希腊概念的翻译技巧（例如用vim furoremque翻译μένος，意思是“狂怒”），并且在译文中加入原文中没有的解释性词句，不过这使得后世学者难以通过把费奇诺的拉丁译文回译成希腊语的方法重构出他翻译时所依据的希腊文底本。]。在当时以拉丁语为学术语言的西欧知识界，（那些不精通希腊文的）学者阅读和参考的柏拉图著作通常为费奇诺的拉丁文译本（比如哲学家大卫·休莫和康德），甚至在《北堂书目》中也有著录，这表明，明末（1623年左右）费奇诺译本就已经传入中国。
1513年，费奇诺的拉丁全译本问世近三十年后，威尼斯出版家Aldus Manutius才在自己的家乡印行柏拉图著作的第一部希腊文全集，称Aldina版。此前，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第一部希腊语全集印刷本已于1495-1498年问世，同样由Aldus Manutius在威尼斯出版。Aldina版希腊文柏拉图全集，以现藏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编号Parisinus graecus 1811和威尼斯圣马可国家图书馆（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编号Marcianus graecus 186的两部写于14世纪的抄本为底本，并经过来自克里特岛的语文学家Markos Musuros的校勘，具有很高的校勘学价值，成为后来所有同类印刷本的基础。1534年，在巴塞尔（Basel）出版的希腊文柏拉图全集在很大程度上沿袭Aldina版。除订正Aldina版的印刷错误外，出版者德国人文主义者和新教神学家Simon Grynaeus（1493-1541）根据语法、文体和内容订正Aldina版。然而，Grynaeus并未参考更多柏拉图抄本，而只是按照古代晚期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罗克洛（Proklos）对柏拉图《蒂迈欧》（Timaeus）和《政制》（Politeia）所作注疏改订了这两部对话的希腊语原文。Grynaeus对Aldina版文字的校订，多数采取径改原文的办法，少量的在页边留白处注明，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法体现了编者面对异文采取审慎的态度，不代读者先下判断，而是尽量将异文保留下来，供读者自己采择。
巴塞尔版印行二十二年后，在同一座城市，出版商Marcus Hopper又印制了一版希腊文柏拉图著作，称“巴塞尔第二版”。这第二版的发行可以追溯到荷兰语文学家和抄本收藏家Arnoldus Arlenius Peraxylus（约1510-1574）在意大利旅行期间发现的新的柏拉图抄本。Arlenius通过研读抄本，提供给Hopper大量更可靠、更合理的读法，使得“巴塞尔第二版”成为自Aldina版面世后，首个在校勘方面取得实质进步的印刷版。1561年，德国人文主义者兼医生Janus Cornarius翻译的拉丁文柏拉图著作出版。Cornarius依据希腊文抄本移译了大量古代医学著作，如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作品，对当时西欧的医学产生巨大影响。他的柏拉图译文同样依据希腊文抄本译出，而以前的印刷本都没有参考这个抄本，由此Cornarius提供了校对柏拉图著作的新的原始材料。
二
1578年，斯特方编辑的三卷本希腊-拉丁对照《柏拉图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在日内瓦出版。其中的拉丁语译文出自让·德·塞尔（Jean de Serres，1540-1598）之笔，在第一卷开头“致热爱柏拉图的读者”（lectori φιλοπλάτωνι）的前言中，斯特方记载编辑缘起如下：
quum mihi Johannes Serranus suam Platonis interpretationem una cum aliis in eundem lucubrationibus suis ostendisset: atque hi ejus labores optime de hujus philosophi studiosis mereri mihi viderentur (quod illis non solum viam ad ejus lectionem sternerent, sed aditum etiam ad ipsa philosophiae ejus penetralia patefacerent) de elaboranda et ipse editione, non solum typographia mea sed ipso etiam Platone digna, cogitare coepi: et post non longam deliberationem operi manum admovendam censui.
让·塞尔给我看了他的柏拉图译文，连同另一些他自己解释柏拉图的呕心之作；我以为，他的辛勤劳动为研读这位 哲学家著作之人贡献良多（他的努力不仅为这些读者铺平了通往柏拉图著作的道路，而且还为他们打开深入柏拉图 哲学堂奥之门）。此后，我自己也打算出一新版，这个版本不仅应与我的出版社相称，更要能配得上柏拉图本人的盛 名。我考虑了不久，就决定付诸行动。（《全集》卷一，页*.iiij[ 有关斯特方所使用的页码系统，可查阅《全集》第三卷末尾的说明（Operis huius registra）。]）
那么，这位让·德·塞尔又是何许人呢？1540年，塞尔生于法国东南部的贝尔新城（Villeneuve-de-Berg），家中信奉加尔文派。1553年前后，为了躲避法国对加尔文派日益残酷的迫害，塞尔随父母流亡瑞士日内瓦。他先在瑞士洛桑学院（今天洛桑大学的前身）学习古希腊拉丁语言和文学，随后回到日内瓦，在加尔文创办的日内瓦学院（如今的日内瓦大学）学习神学；毕业后在日内瓦附近的约西镇（Jussy）一座改革宗教堂当牧师。1572年，塞尔因与日内瓦新教教会当局意见不合，离开日内瓦，返回洛桑，并退出宗教论战。此后，他潜心翻译柏拉图，耗时两年多，将全部柏拉图著作译成拉丁语。
正是塞尔的新译文直接促成了《全集》的出版，这一点我们已经从上文斯特方本人的叙述有所了解。不仅如此，倘若我们细读《全集》的标题，就不难发现，塞尔的名字排在斯特方之前，他的译文和注释印在显著位置；相比之下，斯特方编辑的希腊原文显得只是配角[ 《全集》的标题为：ΠΛΑΤΩΝΟΣ ΑΠΑΝΤΑ ΤΑ ΣΩΖΟΜΕΝΑ. Platonis opera quae extant omnia，字面意思是“所有柏拉图现存作品”。紧随其后的是ex nova Ioannis Serrani interpretatione...（出自塞尔的新译...），nova（新）和塞尔的名字都采用较大的字体，位置醒目、突出。]。《全集》每卷都以塞尔的献辞开头，三卷分别献给英格兰伊丽莎白女王、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同时也是英格兰和爱尔兰国王，称詹姆士一世）和瑞士伯尔尼共和国元老院，而且献辞的落款只有塞尔一人，并无斯特方的名字。《全集》中柏拉图著作的编排顺序，同样出自译者本人。塞尔将柏拉图著作按照内容或主题分为六组（syzygia）：一、以苏格拉底申辩为主题和背景的，二、入门引导类，三、驳斥智者派，四、伦理学和逻辑学著作，五、物理学和形而上学著作，六、书信及其他托名柏拉图的伪作。一至三组构成《全集》第一卷，第四组包含的著作最多，组成《全集》第二卷，其余为第三卷。无论《全集》之前的Aldina版和巴塞尔版还是Burnet的现代校勘本，均沿用公元一世纪学者Thrasyllus的“四联剧”（tetralogia）的分组编排方法，塞尔对柏拉图著作的的分组方法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每篇对话之前有塞尔的导读，用于分析对话的篇章结构和概括主要内容。此外，在译文旁，标有译者所作的对话进程概要；在《全集》第三卷末尾，另有译者对译文和疑难处的附释。关于他本人和斯特方对《全集》一书所作贡献，塞尔在致读者的前言中这样写道：
Haec omnia sunt mea i. Dei beneficio magnis laboribus meis comparata. Verum et Henricus Stephanus (cujus in bonis autoribus expoliendis studium et industriam veluti hereditarium pensum eruditi omnes norunt) in hanc editionem operam suam conferre voluit. Interiori igitur margini quorumdam locorum partim ex sua conjectura emendationes (praeter eos, qui ex vet. exempl. fide in ipso contextu fuerunt emendati) partim suas interpretationes apposuit.
所有这些[指翻译、分组、导读和附释——笔者注]构成了我在神的帮助下通过艰苦努力完成的译本。不过，亨利· 斯特方（所有饱学之士都知道，他精进勤勉，熟读文辞焕然的优秀作家，不失父辈遗风）也想为这个版本作些贡献。因此，在正文内侧留白处，他按照自己的判断，要么添加了一些校注（除了那些遵照旧版已经植入正文的改动），要么加上他自己的翻译。（《全集》卷一，页***.ii）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部希腊-拉丁《全集》完全建立在塞尔的拉丁译文基础之上，再配上希腊原文而成。与其说，这是一部柏拉图的希腊文校勘本，倒不如说是新的柏拉图拉丁译本更符合译者的初衷和《全集》的成书过程。然而，后世对二人工作的接受和评价却完全又是另一情形。虽然塞尔的拉丁译文连同他的边注和附释为他带来短暂的名声，但很快被人遗忘，被当作陈旧、过时的东西，丝毫无法撼动已有的费奇诺译本的垄断地位；相反，斯特方编辑的希腊文以及他的校注却成为此后几百年内，学者研读柏拉图著作原文的标准版本，这部《柏拉图全集》也因此以“斯特方版”之名流传后世，而不是“塞尔版”。
三
斯特方出生在法国一个著名出版商家庭。1470年起，他的祖父亨利·艾蒂安（参见上文注1）在巴黎从事出版印刷工作，起初同德国人Wolfgang Hopyl合伙经营，1504年后独立运营自己的印刷工场。到1520年去世时，他出版的著作达120多种。老亨利育有三子，也都从事相同行业，其中尤以二子即斯特方的父亲罗贝尔·艾蒂安（Robert Estienne）名声最大。罗贝尔的作坊能够印刷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莱语《圣经》，其中的希腊语《圣经新约》还首次在正文内侧留白处印有校勘记。罗贝尔本人不仅印书，自己还是一位出色的人文主义学者，他编有一部大型拉丁语辞典（Thesaurus linguae Latinae）。他印制的书籍字体优美、印刷精良，获得当时热爱文艺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青睐，他的印刷工场也因而获得“皇家印社”（Typographus Regius）的称号。1547年，开明君主弗朗索瓦一世去世，法国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矛盾变得日益激烈，失去保护人的罗贝尔受到越来越多来自天主教势力的批评和威胁。他于是不得不离开巴黎，移居日内瓦，开始为宗教改革领袖加尔文印书，并于1556年取得日内瓦公民权，三年后在那里去世。
罗贝尔的长子亨利·斯特方1531年生于巴黎，1557年追随父亲移居日内瓦，并且遵照父亲遗愿改信加尔文派。同父亲罗贝尔一样，亨利和他的另外三个兄弟也继承了自己父亲的事业。亨利本人更是集出版家、印刷商和学者于一身，不仅全面继承了祖父和父亲开创的出版事业，更将它发扬光大，把它和抄本研究和编辑整理古代著作结合起来，使得斯特方家族的名字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出版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据重要地位。父亲罗贝尔的印刷工场全部由亨利继承，父亲去世后，亨利·斯特方将他自己的印刷工场与父亲留下的合并，继续为加尔文印制《圣经》和其他各类宣传宗教改革的书籍。宗教改革运动重新引起普通人对信仰问题的兴趣，对《圣经》、赞美诗和圣经注释等的庞大需求确保出版商和印刷商可以从中获得丰厚利润。绝大多数粗通文字的普通人一生中初次遇见的通常就是这类书籍，甚至一辈子接触到的也不外乎就是这些书。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宗教改革思想得以迅速在底层传播开来，而数量迅速增长的新教民众又反过来促进对相关图书的需求。在十六世纪，出版商和印刷商云集新教改革重镇日内瓦，出版印刷业因而也就成为这座城市的支柱产业之一。
不过，亨利·斯特方始终对希腊罗马古代作家和中世纪抄本情有独钟。他利用印刷《圣经》所获利润和父亲留下的财产刊印了荷马、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维吉尔和西塞罗等人的作品，除此之外，他更是在父亲去世后，独自完成《希腊语辞典》（Thesaurus linguae Graecae）的编纂工作，并于1572年分五卷对开本印行。十九世纪，这部大型希腊语工具书经过扩充，在伦敦和巴黎重印；直至今日，它的价值依然无法被取代或超越。
大量印制古代作品并没有给斯特方带来巨大的财富，反而时常让他陷入经济拮据的窘境，尤其《希腊语辞典》的印行耗尽了父亲留下的所有财产。因此，斯特方不得不四处寻找赞助人。从1558年到1668年，德国奥古斯堡大批发商和藏书家Ulrich Fugger出资帮助斯特方，并且将自己搜罗到的抄本供他使用。作为回报，斯特方在出版一栏印上Fugger的名字，在现代研究中，那些版本也称“Fugger版”。1579年起，斯特方为法国国王亨利三世印书。出于利润考虑，斯特方也大量印制法语作品，为近代法语的规范和统一作出了贡献。
四
1575年，斯特方以500里弗尔（livre）的价格从塞尔处购得柏拉图译稿。在十六世纪的日内瓦，作者（或译者）所得稿酬普遍高于欧洲其他城市；在当时法国的巴黎、里昂，或者在安特卫普，作者将作品卖给出版商或印刷商后，所得报酬往往只有几册赠书，甚至有时还必须自己掏钱从印刷商那里买下大部分的样书。而在日内瓦，印刷商通常一次性买下作品版权，日后在其他城市再版或出新版，则无需额外支付给作者任何费用。另一方面，较高的稿酬也起到约束作者的作用，他必须保证不把稿件转卖他人，从而确保出版商从中有利可图。斯特方购得柏拉图译稿之后，却迟迟没有出版，也没有支付商定的稿酬。1577年，塞尔提出，除500里弗尔之外，他还要求得到一部分成书，如若不然，斯特方应当支付给他50埃居（écus）的罚金；一年后，也就是《柏拉图全集》出版的那一年，塞尔更是要求得到一半的成书，对此斯特方愤怒地拒绝了，并上诉法院，请求仲裁。
斯特方与塞尔的分歧不仅在于样书如何分配，矛盾的根源更在于斯特方不满意塞尔的译文。斯特方大幅修改译文，引起塞尔强烈抗议。此时，人们已经具有著作权观念，出版商或印刷商不得随意改动作者原文（宗教审查除外）。最终，塞尔和斯特方达成妥协：塞尔的译文按原样刊印，斯特方的修改则以边注的形式印在他自己校订的希腊文旁，译文优劣高下留给读者判断。我们可以通过斯特方在上文所引前言末尾的一段文字，读出一些有关这场冲突的蛛丝马迹。
Iam vero quod ad interpretationem attinet, quum Ioannem Serranum per literas monuissem, me in quosdam interdum locos incidere, de quorum interpretatione ab eo dissentirem, ille, quo publicae utilitati, iudicium lectoribus relinquendo, consuleretur, ut in locis illis meam margini apponerem, candide rescripsit: quinetiam sicubi ipsum vel aliam lectionem vel aliam interpungendi rationem, quam quae in ipso contextu a me poneretur, sequi in sua interpretatione viderem, hanc nihilominus intactam servare iussit.
此外，有关译文的事，我写信提醒让·塞尔，我偶尔发现，有几处翻译我与他意见相左；他以为，为公众利益着想， 应由读者来判断，因而我不妨将自己的译文置于相应的页边空白处，对此，他在回信中坦率答复说，他丝毫不主张他 的翻译必须原封不动予以保留，只要我认为他的译文或句读与我订正的文本有出入，我完全不必采用他的翻译。 （《全集》卷一，页*.iiij以下）
实际情况当然不如斯特方所描绘的那样。检核全书，斯特方在希腊文旁提供的译文修改建议不在少数。倘若他当年径直更改原文，塞尔的愤怒可想而知。然而，我们并不清楚，塞尔翻译柏拉图依据的是哪个希腊文底本（很可能是巴塞尔第二版），但至少可以肯定，斯特方通过校订，采用不同的异文，使得塞尔的拉丁译文同经他校订的希腊原文无法一一对应，因此不得不相应地订正译文。除此之外，斯特方还试图从修辞文体和术语概念的角度对译文提出修改意见。
斯特方的校订工作同样也是在旧版基础上完成的，新的异文或直接改入正文，或以边注形式注明[ 在希腊文旁，以γρ.或γρ(ά)φεται（意思是“写成…”）标明不同的异文。]，或归入第三卷末尾的70页长的校勘记中。在前言中，斯特方这样概括他的校勘工作：
Ac quum varia ex veteribus libris auxilia conquisivissem, hanc in eorum usu cautionem adhibui, ut quae lectiones praecedentium coditonum, Aldinae, Basilensis, Lovaniensis (quae est duntaxat librorum De legibus) ferri posse viderentur, in ista etiam retinerentur, diversis margini adscriptis: in earum autem locum quae οὐδὲν ὑγιὲς haberent (quarum etiam nonnullae ne a Ficino quidem agnoscuntur) diversae illae ex vetustis petitae libris substituerentur, ut omittam quae ex iisdem adjecta fuerunt, ut remedia locis antea mutilis et decurtatis afferrentur.
我先从古书中获取各种不同的帮助，然后谨慎地运用它们，以便在目前这个新版中，通过各类边注的形式，把Aldina 版、巴塞尔版和卢汶版（仅包含《法篇》）这些旧版本已经采纳的异文保存下来；对于旧版认为文本损坏的地方（其 中一些甚至连费奇诺也没有发现），则植入从古书中得到的各种异文，我因此得以删除旧版添加的文字，或者对之前 有脱误的地方进行修补。
斯特方的工作方法与十九世纪的古典学者的校勘法是何其相似！斯特方提到的“古书”毫无疑问只能指抄本，但是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明确说明自己研读了哪些抄本。这使得后来的学者怀疑他是否真的参考了新的抄本，或者仅仅通过二手材料对文本进行修订。更严重的是，斯特方只明确提到一个巴塞尔版，也就是巴塞尔第一版，而对巴塞尔第二版和Cornarius的拉丁语译文似乎并不了解（参见上文）。斯特方是否采用新的抄本校订柏拉图，还是如此声称以抬高这些校注的身价，针对这个问题，研究者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晚近的研究表明，斯特方非常熟悉巴塞尔第二版和Cornarius的译文，许多异文都取自这两部作品，除去这些异文，他本人从新的抄本中获得的异文也就所剩无多。然而，斯特方为何隐去不提前人的成果，却始终是一个迷。
斯特方本汇集了前人的校勘成果，订正了大量排印错误，尤其采用了更加合理的标点方法。斯特方校订的柏拉图著作希腊文自问世以后，一直是学术界的标准文本，直到十九世纪，对柏拉图文本的校勘工作才又重新受到古典学家关注。斯特方版开本巨大，选用的字体优美，书后附有拉丁语人名主题索引和希腊语词源索引，全书既美观又实用，成为第一部真正可用的希腊语柏拉图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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